我院获得2018年四川大学教职工运动会团体总分第四名

显然在孟子看来，声色欲望、富贵显达是不可欲、不可求的，而内在道德禀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可欲、可求的。

其原因正如崔清田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因为西方逻辑缘起论辩，研究思维，兼涉语言。[7] (第166-1673页)这是一种更为夸张的说法，即各家都一定有可与西方思想相对应的逻辑，而这种逻辑必然用名来表达。

以惠施、公孙龙及墨辩为代表的名家所讨论的名基本上都是命物之名。清末《墨子》校释的集大成者孙诒让1897年写信给梁启超，说《墨经》閎义眇恉，所来窥者尚多，为周名家言之宗，有如雅里大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期待梁启超能从事研究墨家逻辑的旷代伟业②。毋庸置疑，当代的人文科学，即便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在学科分类、框架、概念、方法、手段上也完全受西方的影响。因此，他们确认传统的形式逻辑不仅在西方存在，在中国古代也存在，甚至这种存在还先于西方。而尹文则从名之所指的对象立言。

其实第一性第二性，唯心论唯物论之争对于中国古代名思想的研究并无意义。不能说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没有对伦理学政治学语言学意义上的名产生过影响，但相当多的场合，前者只是后者批判的对象。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

善恶不相干，贵贱不相侮，强弱不相凌，贤与不肖不得相逾，科第相序，为万（引者注：此下原脱三字）而不绝，功传而不衰，《诗》、《书》、《礼》、《乐》为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义之所行也，岂以（引者注：此下原脱二字）威耶？这里先强调提倡六艺就意味着重视儒术，然后指出儒术之功用不衰便表明《诗》、《书》、《礼》、《乐》仍在发挥作用，这说明陆贾所谓六艺实际是指《诗》、《书》、《礼》、《乐》等六部儒家经典。所谓修经艺，是要求儒者将经不是作为学来掌握而是作为术来运用，也就是董仲舒的对策所强调的用儒术。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就《经解》乃荀子后学的作品、《天下》乃庄子后学的作品而论，固然有理由断言至迟在战国末期已流行六教（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教化人），并就这个意义上将这六部书统称为六经，但现今毕竟无史料可以直接证明当时已将六经别称为六艺。

问题是，当儒家为适应时代要求在汉初自觉变学为术、以艺称经时，他们为什么不根据当时实际上只存在《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而取五艺名之，却偏偏要用六艺称之？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就贾谊的两段论述来分析说明。如果汉儒不是从六种学科的意义上称六经为六艺，那么他们称六经为六艺究竟出于何种考虑？《史记·儒林列传》叙言有云：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

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例如，《史记·孔子世家》有云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在《新书·六术》篇中，他这么定义六艺：内本六法，外行六行，以与《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60）。汉高祖刘邦拜陆贾为太中大夫。

可仔细研读各家的注，就会发现自郑玄，经王弼、邢昺、刘宝楠，到杨伯峻，他们将艺注解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是依据《周礼》。何以为证？其证有三：①《庄子·天下》篇有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中诸书虽未以六经指称，但证之以《庄子·天运》篇中的说法（见下引），多数学者认为它足以反映以六经统称《诗》、《书》、《礼》、《乐》、《易》、《春秋》在战国中后期已成不言而喻的常识。这一价值取向上的改变，有深意在，它似表明儒学由重道转向了重术，意味着儒家精神蕲向已由原始儒家之重道德理性转向了汉代儒家之重工具理性。《荀子》中的这些说法表明，荀子也是如同庄子一般，是将《诗》、《书》、《礼》、《乐》、《易》、《春秋》看作思想教化性质的典籍，他只是没有像庄子那样，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者并提。

其次，汉儒的确五经、六经术语并用，但不能因此断定他们所谓六经已不是指六部经典，而实际是指五经即六艺之经。可是，两者为何同取一名？两者同取一名始于何时？两者异实而同称究竟有什么意义？尽管海内外学人对六艺耳熟能详，但迄今未见有人对这三个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在汉初，随着封建大一统的国家的建立，迫切需要确立一种思想作为统治方术，儒家称经为艺、变学为术，以凸显儒学治国安邦的方术价值，正可谓儒家适应这一时代要求的自觉调整。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

笔者深知本文之考证尚有待进一步充实和深入，之所以不顾固陋之嫌公开发表，意在征求方家的批评指正，以促进有关研究。但也有学者否定孔子未使用六艺说，他们根据《论语·述而》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认为此句中的艺实指六艺。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否则，荀子与庄子后学用以揭示《诗》、《书》、《礼》、《乐》之作用的用语完全相同，就难以理解，因为这种用语上的完全相同足以表明《天下》篇中的那种说法并不是道家一家的说法，它很可能是在当时（战国中后期）各家各派中通行的说法。发之则猨应矢而下，则养由基有先中中之者。从陆贾的《新语》著作年代再往上推，有著于秦末的《吕氏春秋》。在这段论述中，司马迁使用了经艺术语。

大艺是做人之本，小艺是立身之技。从司马迁的巨著《史记》中，不难发现以六艺代称六经已为常例

汉高祖刘邦拜陆贾为太中大夫。《大司徒》这么记载：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

《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那么，用以类别图书的六艺何所指？《艺文志》的作者这么回答：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

是以阴阳各有六月之节， 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义礼智圣之行，行和则乐，与乐则六，此之谓六行。人谨修六行，则亦可以合六法矣。《礼》者，此之体者也。是以先王为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之训，道人之情，以之为真。

《天运》篇被定为庄子后学的作品，则六经称谓在战国后期已十分流行就是难以置疑的事。这一价值取向上的改变，有深意在，它似表明儒学由重道转向了重术，意味着儒家精神蕲向已由原始儒家之重道德理性转向了汉代儒家之重工具理性。

但究竟于何时出现，亦只能考证出一个大概的时期。可是，两者为何同取一名？两者同取一名始于何时？两者异实而同称究竟有什么意义？尽管海内外学人对六艺耳熟能详，但迄今未见有人对这三个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既然司马迁称六艺冠以孔子曰，那么自孔子始别称六经为六艺在他看来是不可置疑的事实。《说山训》所云为孔子之穷于陈、蔡而废六艺。

可仔细研读各家的注，就会发现自郑玄，经王弼、邢昺、刘宝楠，到杨伯峻，他们将艺注解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是依据《周礼》。⑥ 此原为流的古体，该古体左边为氵右为不。如果汉儒不是从六种学科的意义上称六经为六艺，那么他们称六经为六艺究竟出于何种考虑？《史记·儒林列传》叙言有云：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书》以广德，知之术也。

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从事。还有一种说法以为六艺称谓定于孔子。

换言之，在他看来，经的数量固然为五，但经未必不能发挥六种教化功能。从司马迁的巨著《史记》中，不难发现以六艺代称六经已为常例。

问题是，现今仍流行的《周礼》，对其著作年代，起码有三种不同的见解，一为西周周公作，一为战国礼学家（或谓六国阴谋之徒）搜集西周和战国史料而编成，一为两汉之际的刘歆伪造（或曰由王莽草创，后经刘歆整理而成）。而《庄子·天下》篇也只是载有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